紀實文學 寫照苦難
中國時報【尉任之】
翻讀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的作品，很像聆聽蘇聯╱後蘇聯作曲家溫伯格、史尼特克深刻又疏離的室內樂作品，它們自發的情感反映了一個焦慮不安又充滿悲劇的時代。
西歐時間十月八日下午一點，白俄羅斯記者╱作家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Svetlana Alexievitch）以「她複調性的作品，充分展現我們這個時代的痛苦與艱困」的理由獲頒2015年的諾貝爾文學獎。
這幾年媒體一再提到的幾位作家，日本的村上春樹（村上之所以大熱門，讀者的情感投射占了很大的比重），匈牙利小說家、《平行故事》的作者納道詩（Nadas Peter） ，肯亞的恩古吉?瓦?提昂戈中，現居巴黎的敘利亞詩人阿多尼斯一直被法媒看好，敘利亞長年內戰、古文明遭到摧毀、敘利亞難民在歐洲各地流竄，媒體認為以諾貝爾獎對政治的關心，阿多尼斯獲獎的可能性大為增加。開獎結果讓人鬆了一口氣，倘若阿多尼斯在目前的國際現勢下得獎，必然讓他的作品與政治劃上等號，而事實上，他傑出的詩作早已超越中東現勢與阿拉伯文化的疆界。
多重情感構成的歷史
亞歷塞維奇獲頒諾獎的呼聲這幾年也一直居高不下，雖然我們無法將她的作品與政治完全切割，但她將政治提升到災難與集體記憶的高度，從眾生紛雜的經驗拼貼出一個時代的樣貌，賦予「紀實」當代與文學性的面貌。2012年莫言、2013年孟若（Alice Munro）、2014年蒙迪安諾（Patrick Modiano），「小說」的文類接連三年頒獎之後，諾貝爾獎首次肯定非虛構類的文學作品，頒獎給一位全心專注「紀實文學」（或報導文學）的寫手。雖然諾貝爾過去的得主像馬奎斯或蒙迪安諾都曾涉足紀實文學的書寫（前者著有《智利祕密行動》，後者著有《安娜．布魯德》），但諾貝爾獎還沒有出現過一位既不寫詩也不寫小說更不導戲的作家，如何界定這位非傳統文學出身的諾獎得主，今年六月剛上任的瑞典學院常任祕書莎拉．鄧尼斯（Sara Danius）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亞歷塞維奇的獲獎）並不是完全由真實事件構成的歷史，而是多重情感構成的歷史（history of emotions）。」她更指出，亞歷塞維奇運用大量訪談組成的報導文學作品「界定了一個新的文學類型（genre）」。
亞歷塞維奇來自一個華文讀者比較陌生的地理背景。1948年5月31日，亞歷塞維奇出於烏克蘭西部的伊萬諾-弗蘭科夫斯克（Ivano-Frankivsk），父親白俄羅斯人，母親則是烏克蘭人，父母皆說俄語。童年時亞歷塞維奇隨父母回白俄羅斯定居，中學畢業後擔任教師和記者，隨後進入白俄羅斯首都明斯克的明斯克大學修讀新聞。因常發表反對意見，她被流放到波蘭邊界的布列斯特（Brest）擔任記者，回到明斯克後，開始採訪上百位經歷過二次世界大戰的女性，為第一部著作《戰爭的非女性臉孔》（War’s unwomanly face）蒐集了大量的材料。
重建個人聲音與面貌桃園龍潭房貸信貸南投國姓信貸
蘇聯時期，烏克蘭與白俄羅是「帝國」的穀倉與礦業重心，蘇聯解體後，這裡是俄羅斯亟欲控制的通往東歐的過渡地帶，這也就是為什麼蘇聯解體多年後，俄羅斯仍持續支持已四次連任、人權紀錄極其不堪的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同時在烏克蘭向歐洲靠攏的時候，藉機大搞破壞的原因。從烏克蘭到白俄羅斯，從西向東，俄羅斯東正教的信仰益加堅固，俄羅斯式的大斯拉夫主義觀念更為根深柢固。從沙皇統治到共產集權，沒有經過文藝復興洗禮（「人」在文藝復興再次甦醒，人文主義在文藝復興昂揚）的大斯拉夫帝國便只有政權賦予集體意見，個人的面貌卻總是模糊不清，即便今天已進入「後後」蘇聯時期，這個地區仍受到莫斯科在當地扶植的政權遙控支配。
亞歷塞維奇的書寫試圖重建個人的聲音與面貌，她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車諾比之聲：未來紀事》（Voices from Chernobyl：Chronicle of the future，台譯《車諾比的悲鳴》）透過二十世紀下半葉最慘重的人為災難，紀錄蘇聯到後蘇聯（1986的車諾比核爆及其後續影響正好跨越蘇聯解體）兩個前加盟共和國（車諾比的輻射塵因天候關係大量飄往鄰近的白俄羅斯）人民的生存狀況，透過受難與倖存者的聲音與日常生活的見證，揭示事件的另一個面向。個人的聲音與故事在一本書中交雜，就像走入法國當代藝術家波坦斯基（Christian Boltanski）悼念猶太受難者、將受難者肖像與物件並列的巨型裝置，形成瑞典學院頌辭所提到的「複調性」（polyphonic），一種萬頭鑽動、眾聲喧嘩的視覺與音樂效果。
翻讀作品深刻又疏離
2013年的《紅色男人的終結或幻想破滅的年代》（Vremja second chend／La fin de l’homme rouge ou le temps du desenchantement）屬於大型連作《烏托邦之聲》的一部份。從《烏托邦之聲》，亞歷塞維奇為蘇聯這個理想主義烏托邦統治下的生活做了總結。這本書在法國出版的時候，亞歷塞維奇接受《費加洛報》訪問時說：「我很早就對那些不受大歷史關注的人們感興趣，這些陷在陰影中、沒有留下任何軌跡的人我們從不問他們什麼。我父親和我祖母跟我說的許多故事比我書裡所寫的更令人震驚，不但為我的童年帶來震撼，也讓我的想像力受到很大的衝擊。」她又說：「我不只問關於社會主義的問題，也問關於愛，關於忌妒，關於童年、老年，關於音樂、舞蹈、髮型的問題。上千個關於一個消逝生命的細節。這是唯一一個將災難放到家庭框架下的方法並試著講述些什麼，猜測些什麼……大歷史只對事實感興趣，而情感永遠只有邊緣的位置，因為讓情感進入歷史是無用的。而我，我用文學的而不是用歷史學者的眼睛凝望這個世界。」
翻讀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的作品，很像聆聽蘇聯╱後蘇聯作曲家溫伯格（Mieczyslaw Weinberg）、史尼特克（Alfred Schnittke）深刻又疏離的室內樂作品，它們自發的情感反映了一個焦慮不安又充滿悲劇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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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來源https://tw.news.yahoo.com/紀實文學-寫照苦難-2150086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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